文字 | 黃惠琼
圖片 | 黃惠琼、彭秀容
早期大澳碼頭還沒有建成，客人坐船到大澳，多由小艇接載到橫水渡碼頭上岸（即現今大涌橋的位置），而欲上山者，則需再轉乘一種叫山兜的交通工具，因此抬兜者和搖小艇的艇家早期在大澳的交通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，而且兩者有著密切的工作關係。
抬山兜
「山兜」其實是一張藤椅， 兩邊各有三個藤圈，如用兩條竹竿穿入藤圈內，便成為一張可以載人的兜，主要在上山時使用。早期因山路崎嶇，不能以車代步，所以使用山兜便可舒服地到達山上目的地。抬兜需要兩個人合作的，一個在前，一個在後，早期有些大澳居民都是從事這個工作，該行業總人數為三、四十人，以女性為多，男性只有寥寥幾人。抬兜者不但要抬客人，還需為客人抬拜佛用品，有時會幫附近寺門搬運食物。這工作非常辛苦，因抬兜的工人大多沒有鞋穿，有些則穿「皮韃」，「皮韃」是用皮做鞋底，上有一個皮圈用來穿住腳指，像現今的涼鞋。
1950 年代中大澳碼頭建成，抬兜者便改往碼頭接船，客人多會到寶蓮寺拜佛，也有到萬丈布或附近的寺門及凈室的，而有些客人則會坐私家船到東涌上岸。抬兜的人，便先要步行到東涌碼頭等候，即使客人在半夜來到，他們也要抬客人上山。夜裏抬兜者在頸上掛著一支大電筒用來照明，由於路途崎嶇，工作非常辛苦。在1950 年代每人的工錢只不過是八至九元。
早期如區內有街坊要到位於石仔埗的醫局治病，也會使用山兜來抬病人。而山上寺門的僧侶，如有病亦會僱用山兜到大澳看醫生。抬兜收費是每一棧兜計算的，同時亦會按目的地的遠近來調節收費。1950 年代大慨每棧山兜的收費是十多至二十元，而或許亦有個別客人另外的打賞。據曾經從事抬兜工作的街坊表示，港督葛量洪伉儷及家人、何東女兒與家人，曾坐過山兜到寶蓮寺。亦有不少大學教授及醫生等光顧。
大澳道在1971 年3 月29 日正式通行，車輛可由梅窩直達大澳。1970 年代中，亦因大澳道的建成客人不再需要坐山兜上山了。
搖艇仔
1927 年梁帶娣在漁船上出生，她排行第二，父親梁溢見連生兩名女嬰，因此取其名為「帶娣」，意思是期望可為梁家帶來弟郎（因為在漁民家庭習慣將男仔稱呼做「阿娣」）
1941 年，梁帶娣十四歲，那年她便要經歷日軍管治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艱苦歲月。梁帶娣在這個生活艱苦的歲月裏，每天挨饑抵餓，而更不幸的是她更遭遇了先後失去九名親人的慘痛經歷，因此每當梁帶娣憶起日佔時期她與家人生離死別的慘痛經歷時，梁帶娣都傷心得落淚。
當時，家中只剩下帶娣及母親二人相依為命。她們上山斬柴取草以賺取少許金錢，而她們另一工作就是用舢舨來接載客人渡過河涌。有時她們會到海邊打蠔仔、拾貝類海產來作充饑食物，遇有慈善團體派發麵粉或濟饑粥（即白粥）時她們又會去排隊領取。
1945 年的6 月，梁帶娣的母親安排十八歲的梁帶娣嫁給張慶合為妻子，期望女兒因此能得三餐溫飽。但現實卻是，梁帶娣夫家並不是有錢的漁民家庭，丈夫與家翁都只是在漁船上替人打工的漁工，而家姑則以搖舢舨的工作來幫補家計（舢舨又稱為艇仔或水上的士，搖舢舨的婦女就稱為「艇仔婆」）。梁帶娣婚後隨即與家姑一起做搖艇仔的工作，其後她生育了兩名女兒和五名兒子，大澳街坊數十年來都稱呼梁帶娣做帶娣嫂。
1950 年代，大澳約有三十多戶漁民家庭婦女以搖艇仔的工作來幫補家計。昔日大澳有一條分隔兩岸的河涌，由於在1990 年代以前還未建築橋樑，因此居民如要來往兩岸，就必須依靠艇仔或橫水渡（木頭船）來作為水上交通工具（大澳涌行人橋至1996 年9 月29 日落成使用）。而艇仔的多功能用途對於漁民家庭來說就更為重要，這對漁民的工作和居住生活環境有著實際的生活需要。因此無論生活在漁船上或是居住在水上棚屋的漁民家庭，他們差不多每家每戶都有一隻艇仔。他們會使用艇仔到橫坑村運載食用坑水，在外出或回家時使用艇仔，在舉行結婚嫁娶的喜事時使用艇仔來進行過大禮儀式及接載新娘子，在辦理喪事時使用艇仔來進行漁民習俗的水上喪禮儀式。
1950 年代，由於大澳碼頭還未建成，因此小輪只可停泊在現今大澳碼頭對開的河涌，小輪所載的各商舖貨物、食物、本地人或外地人便由艇仔接載到「大碼頭」即現今大澳涌行人橋上岸。有些艇仔還會接送客人到分流村、二澳村或桂山島，尤其當有大戲演出時，「戲船」只能在海中停泊。演出老倌便需由艇仔來接送上岸演出，此外還有十多隻艇仔用作在河涌做售賣食物的生意。
大澳艇仔的功能隨著漁民生活的改變及社區人口不斷減少，至1980 年代，只剩有七、八隻艇仔用作提供遊河涌服務。到了2005 年，七十八歲的帶娣嫂正式結束其長達六十多年搖艇仔的工作，她是大澳最後一位以搖艇仔謀生的婦女，自此大澳婦女以搖艇仔來幫補家計的美德亦成為大澳的歷史了。
